流寓日本时期的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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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日记》读

??◇青竹子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王闿运

宋教仁乃吾邑先贤,虽倾心已久,却未尝研究。在外数年,手边无书。归国后重访万圣书园,见有《宋教仁日记》,即购一册来读,以为研究宋公之始。

《日记》为宋教仁1904年4月30日至1907年4月9日(宋时年22岁至25岁)所写,除首尾外绝大部分时间在日本。1904年,创建不久的华兴会密谋在长沙等地起义,谋泄失败,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宋求学交友,创办杂志,结识同道,为革命积蓄力量。然革命之初,事机不顺,多所挫败,加以身体欠佳,感情痛苦,对宋来说是一段苦闷时期。

从《日记》详细记录的宋教仁活动与心境,既可看出一个革命者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与意志,也可窥见一个褪去革命外衣的常人的内心痛苦与挣扎。

下面以九个主题分述之:一、交游;二、学业;三、思想;四、着述;五、革命;六、感情;七、身体;八、诗词;九、身后。

一、交游

宋日记大部分系交游内容。分为三类,一为湖南同乡,二为革命同志,三为日本友人。其中第一第二类多所重叠。湖南同乡中交往最多者为李和生,但两人经常龃龉,甚至吵架、打架,分分合合,后来至于绝交,最为令人不解。同乡兼革命同志者如黄兴、陈天华、胡瑛、刘揆一、覃振、章士钊等。革命同志则有孙中山、章炳麟、胡汉民、秋瑾等。

黄兴虽属宋关系最紧密的同乡兼革命同志,但二人日常交往并不多,遇大事乃相商。宋甚敬重黄,对其似乎言听计从,共同进退。在日期间,宋首次结交孙中山,但对其颇有微词。黄、宋与孙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那么紧密。在考虑华兴会是否并入同盟会时,黄、宋是比较犹豫的。宋在1905年7月29日(即结识孙中山次日)的日记中写道:

巳正,至陈星台(即陈天华,丹枫阁注,下同)寓,邀星台同至黄庆午(即黄兴)寓,商议对于孙逸仙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即同盟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共亦是此方针,或来源于此);刘林生(即刘揆一)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余则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由此可见内部分歧很大。只是黄较为顾全大局,重信守诺,孙黄方成革命同志。但毕竟内心分歧,矛盾爆发是迟早之事。1907年2月,孙黄矛盾公开爆发。宋在1907年2月28日日记中写道:

庆午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孙中山)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

事后不久,黄再次顾全大局,写信给胡汉民,表示“为党与大局”,愿服从孙中山。孙黄宋的关系才得以维持。

宋结交的日本友人中,最重要的是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宋经常到宫崎家中喝酒聊天,后一度寄寓于此。此外还有内田良平、平山周、北辉次郎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宫崎寅藏背后的犬养毅(1931年任日本首相),还是内田良平、北辉次郎等人,均是日本的侵华派,其中不少是黑龙会成员。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熟,是孙、黄的牵线人之一。同盟会的成立会是在黑龙会的场地开的。由此可见,当时的革命党,借助于日本侵华派和黑社会的势力是不少的。反过来说,从整个近代历史来看,日本的侵华野心及后来的侵华战争是迫使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重要外在原因。

二、学业

宋在日本的一大主要活动是求学。先后学习过骑马、日语、英语、法政等。本来打算学陆军,后在李和生建议下学习法政,入东京法政大学。后又求学于早稻田大学。宋虽对学习极认真,经常订立功课计划,但因其主要精力并不在此,时学时辍的情形不少。宋在日留学的经费以及医疗、生活费,似为化名领取清政府留学生官费而来(待进一步考证)。

除在校求学外,宋虽然经济窘迫,但仍经常购买各类书籍自学。曾仔细阅读过哲学、心理学方面书籍,留心语言、民族、地理等着作,也读古典诗词以及《红楼梦》、福尔摩斯、日本侦探小说等消遣。此外,宋非常关注报纸时事,借以掌握国内国际大势,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同时,为糊口计,宋还翻译了多种书籍,如《英国制度要览》《澳匈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普鲁士王国官制》等。翻译这些着作,应是宋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重要途径。

三、思想

宋在日本虽主要学习新学,但其思想底色仍偏于中国传统方面。这体现于他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精心研读。在日本期间,他读过的传统典籍包括王阳明《传习录》、吕坤《呻吟语》、黄宗羲《明儒学案》,在日记中曾引用曾国藩着作,可见甚为熟悉。由于宋从事反清革命,因此他特别关注书中反清复明的内容。

宋尤其欣赏王阳明(可能与当时日本人喜好王阳明有关),认真研读《王阳明年谱》,讲求心学,多所摘抄论列,服膺甚深(可参看1906年2月日记)。其为人处世与谋事之道,也以此为根基。如:

(1906年9月1日)写致刘瑶臣、胡幻庵信,略云:不可倚赖人太重,希望事太急,须以谨慎镇静谋天下事。对于团体,则谋蓄养其潜势力;对于个人,则谋预备其真本事。又:处人涉世之道,交人用人之方,亦须细心。学绝道丧,人心日坏,争名夺利,无所不至。我既入世,则不得不俯就屈从,学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法,尤不可以言貌及名誉取人,须观其品行,察其心术。故知人之明识及待人之善法,均不可不留心也。总之,只以求其于我心之良知无愧,于我志之大事无损,则得矣云云。

纯然一派心学家言。由陆王心学(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出发,宋的“为我”思想是极强的:

(1906年9月2日)……加藤弘之氏《无我爱即有有我爱》一篇,言利他心全由利己心而出,即世间无所谓利他,唯利己而已。……余向曾对李星次、吴绍先等言为我主义,谓人世无兼爱主义,只有为我主义。为我者,兼爱之原因也;兼爱者,为我中之一种方法也。所以有宇宙,所以有世界,所以有人类,所以有社会,所以有万有,皆“为我”二字蔚成之也。若无为我,则道德、宗教、法律一切等等,皆失其所范围之的而无所用之,而宇宙、世界、人类,皆因无秩序、无标准而扰乱而绝灭矣云云,即与加藤氏之说暗合。余观毕此篇,不禁心动,拟将来必大发明之。余又曾言:为我者,与杨子之“为我”异,盖为我者毕竟不过利害之关而已。余以为计利害之时,其范围不可不放之极广,其时间不可不推之极长,其关系不可不思之极真且大,而总以我为标准,以求真为我而已。推此义也,即使世界大同可也,何爱国保种之足云。

(1906年10月12日)盖古今宇宙间,除我之外,无所谓万物,亦即无所谓古今。宇宙皆自我眼中、目中、心中以为有之,始乃有之者也。……余尝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二语,欲以“唯我”二字当之,不知何如?

当时湖南学人中与宋教仁一样持“为我论”者不少。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昌济(与华兴会过从甚密),也十分佩服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以吾为主”,“人之力莫大于心”(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曾言:

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惟我。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者惟目前。

?????????????????????????????????????(毛泽东:《讲堂录》)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毛泽东:《心之力》)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

从宋教仁、杨昌济到毛泽东,湖南革命人士思想的传承性由此可见一斑,其渊源可追溯至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濂溪先生)以及曾讲学岳麓书院的王阳明。从另一方面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革命者只有树立了“为我”甚至“惟我”的思想,才能练就克服一切外在困难的坚强自信和不屈意志,否则是很难坚持到底以求得革命成功的。

除深受中国传统的宋明理学思想影响外,宋也十分倾慕华盛顿等西方政治领袖,曾读过不少西方政治家传记或着作,并几次购买华盛顿肖像。

总的来说,从日记中宋自述其思想及其关注兴趣可以看出,宋的世界观价值观仍在中国传统之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一有革命志向、有新学素养的读书人。

四、着述

宋在日本时期着述不多,大都为时评类文章。宋主张中国应用黄帝纪年,曾花很大精力予以考证,并就此写过几篇文章。其日记年份也以黄帝纪年。宋在日本时期的最大着述,可能就是传下来的这本《宋教仁日记》。宋曾将之命名为《我之历史》,但生前并未出版。

宋写过一本很有名的《间岛问题》,可以说是他的主要着作之一。间岛(此词为日本等国的单方面称呼,中国并不承认)乃中国与朝鲜半岛边境一地区,在今吉林省延边州境内。清末日韩等国挑起间岛争议,妄图吞并间岛地区。1907年宋前往中国东北运动马贼,发现日本窥伺间岛的野心,遂写下《间岛问题》一书,其要旨在于以国际法规则论证间岛地区属于中国。后书稿为清驻日公使杨枢购去,为清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据理驳斥、保全该地为中国所有提供了有力证据。

《间岛问题》一书虽不是宋在此次留日期间完成,但肇始于此时。宋的日记对其发现间岛问题的过程有清晰的记述:

(1906年5月5日)八时,至同文堂,购得《商业界杂志》一册,归而读之。中有《鸭渌江源之独立国》一篇,记满、韩间鸭渌江、土门江、松花江发源之处,有形成之一独立国,曰间岛,地方与日本之九洲岛等,其王曰韩登举,山东人,十余年间占据此地,清兵时来攻之,不克,遂定约每年纳款二十万金于清盛京官吏;其地富于矿产、林产、人参云。

(1906年9月4日)阅本日《读卖新闻》……,又有记间岛独立国事,言夹皮沟一带之地,东西约三百中里,南北约六百中里,四边皆山,殆已成为独立国之势。其统领曰韩登举也,祖为山东人,以开金矿聚众为头目。适当清、俄交兵,其祖率其众与俄兵战,败之,清廷厚赏之,彼不受,而请以夹皮沟为己领地,清廷许之,于是此一带地方之行政、租税权皆握之。至登举,势益强。当日清战争时,登举兵在海城附近与日军战数次,号曰正义军。庚子岁,俄兵入满洲,登举拒之,不敌而败,乃与俄和。刻下有兵六百余按此当作六万,彼兵实不只此数。登举善爱抚人民,厚待四方游人旅客,治内颇有法,人民不纳租税,惟自产物纳数分而已。以故境内宁静,盗贼绝迹,马贼亦不敢犯其境,四方来归者日益多也。其地产金、银、铁、石炭、人参、大黄、药草、兽皮,而木材为尤富,盖其具有独立国之资格已庶几矣。登举今年仅三十六岁云。

(1906年9月15日)阅报,有记满洲马贼事,另录之于别册。其中有叙间岛一节,云间岛兵其总员有五万。草王韩登举,今年四十有三岁。其军队皆操练精勇,有巨炮数门,粮粟山积。其都城在花树林子,约当吉林府南三十里云。

(1906年9月24日)阅《满洲地志》,涉猎一通。其内容甚详细完备,而尤详于韩登举及间岛之事。但以韩与间岛分为二,若无甚关系者然,与余前所见诸说异,不知究以何为真也?余遂拟写一书与其作者守田利远,问其究竟何如?

(1906年9月25日)八时,乃至黄庆午(即黄兴)寓,坐良久,庆午回,谈叙良久。……余又告以吉林南方韩登举事,谓此处势力甚巩固,若往运动之,或有效。其效视运动者之目的如何,而可分三:理想最高则握其大权,兴教育、整实业、练陆军、行招徕、讲外交,以图远大,此须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则谋占其地之实业权,殖产兴业,以得经济上之富裕,此亦须有实业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则直往游说运动其多金而来,以资接济,此则不须岁月,只一辩士足矣。言毕,庆午亦有动意,并属余作一书纪其事。余言恐发表于世,人皆知之,则狡猾之徒或乘之而去,则无益也;不然吾早已有此心,且材料亦备有矣。

(1906年9月29日)下午,作致守田利远书,问以间岛与韩边外之关系及韩登举之势力,又蒙江与东派子之关系,皆其书中所言与余所见有出入,或其书自相矛盾者也,约千余言,胡乱以日本文书之。

(1906年10月18日)接守田利远复书,拆视之,乃其部下冈野增次郎自旅顺都督府发者,谓:……。阅毕,其所答尚有未尽余质疑书中之意者也。余思欲尽知其详细,惟有自身旅行亲历其境调查之之为妙耳。

(1906年11月1日)午餐后,偕前田氏至《革命评论》社,晤得萱野长知、平山周、池亨吉诸氏,与萱野谈最久。言及满洲马贼,萱野言奉天之马贼现惟杨二虎为最,其原名云国栋,因强盛,人皆畏之,故名二虎也。吉林之韩登举,其人不足称,胆力甚小,不过徒有多金而已云云。

(1906年12月4日)下午,至四谷区一牛乳店阅报良久,见有关于间岛问题之记事,抄录之而回。

(1907年2月24日)末永节、古河来,古河为日本一军曹,如满洲马贼中为其头目多年者也。余与谈良久,言及韩登举及各马贼事甚悉。夜,黄庆午邀末永、古河、张溥泉及余同至凤乐园食晚餐,遂谈商运动马贼事,良久,决议古河前去,而吾党一人随之同去,因古河以联络各处而试其活动云云。庆午复向余言,欲余去,余答以且待稍思索再决。

(1907年3月6日)与黄庆午商往满洲事,议定余与古河氏同往。余遂拟预备一切,趁月内登程也。

(1907年3月23日)五时,遂清检行李,至《民报》社作辞,起行就道。

由上述日记可知,从宋首次发现间岛资料,到宋启程前往东北运动马贼,前后不到一年时间。由此过程也生出几点感想:

(一)宋是有心人。平时漫阅书报,即能敏锐发现一些重要信息,而且注意积累,持续关注。

(二)宋是实行家。从发现线索,到四处收集资料,研究问题十分勤奋。从收集资料,到提议运动马贼,时时注意将所见所闻与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思考。从运动马贼之议,到决定亲自前往,并找联络人同往,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行动派。这三个层次,大部分人连第一个层次都做不到。宋25岁即有如此胆量与魄力,可见其过人之处。

(三)凡事“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语),常有意想不到之收获。宋研究间岛问题的本意是为运动马贼,为革命,并非为着书(1906年9月25日日记言之甚明)。虽然后来运动马贼失败,但他积累的对间岛问题的认识却日渐深厚,同时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日本的侵夺之心。其退而着《间岛问题》,可以说是他在东北革命活动失败的一个副产品,不意此书却成为后来清政府对日交涉的重要参考材料,宋因此为保全国土尽了一份很大的责任。岂不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五、革命

如前所言,宋在日本期间,主要是为革命积蓄力量,直接的革命活动并不多。概括言之,大致只有四件事:联络同志,使精神不散;创办报刊,作革命宣传;入同盟会,建革命组织;运动马贼,寻革命支援。其中第一件无需赘言,第四件已如前述,仅就中间两件略述之:

(一)创办报刊,即《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民报》前身。宋到日不久即倡议办杂志,但过程甚为艰难。

(1905年1月2日)未正,至胜光馆访张步青。谈及组织杂志事,步青亦赞成之,郭瑶皆、鲁文卿亦愿与闻。

(1905年1月3日)酉初,余复至越州馆,开组织杂志发起会。时到者十余人。

(1905年3月17日)时《二十世纪之支那》文稿仍甚少,余思索再三,竟无良法,乃拟开会集各社员提议维持方法。

(1905年3月19日)辰初,至会馆开会。时到者三十余人。余乃演说杂志所以不能出版原因:一由于各社员股金未交,经济不足;一由于文稿不能收齐,不能付印,所以迟迟至今尚未出版。且即能出第一期,而下期不能出,亦甚无谓,必须全体社员设法维持方好。说毕,陈星台(即陈天华)乃起辞编辑之任,众人皆短气焉。直至午正,迄不得一良法而散。噫,亦可叹矣!

(1905年3月21日)接振武学校戴君渭卿等来片,谓《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既总编辑皆辞职,宜从此解散云云。

(1905年3月22日)接戴渭卿、江峪岷等八人来函,称《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皆不愿入股,请余于下礼拜开会解散之云云。下午,郭瑶皆、白楚香、田梓卿皆来,与余议杂志之办法,皆不主张解散。余遂拟于下次开会时,待众公决焉。

(1905年3月26日)未正,至会馆开《二十世纪之支那》会,至者二十余人。先由余报告戴渭卿等欲解散之意见,及田梓琴(即田梓卿)等欲维持一定不解散之意见,以待社员公决。卒之,赞成不解散占多数,于是戴渭卿等皆退会。各社员乃推举总编辑,举得程润生。嗣余辞总庶务之任,众乃举得黄益庵当之。至申正散会。

(1905年6月24日)酉正,至张步青寓,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已出版,已发邮约明日开会发行矣。

《二十世纪之支那》仅发行两期,即因第二期上刊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被东京警视厅没收并勒令停刊。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改名《民报》,继续发行。关于《二十世纪之支那》与《民报》之关系,宋在日记中言之甚悉:

赌博bet36备用网址 (1906年12月2日)九时,偕宫崎氏往赴《民报》纪念大会。至则已开会良久,来着已满,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有一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则皆赞成,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迄,始散会。散会时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盖将近万人矣!亦未有之盛会也。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既散会,余忽遇得鲁文卿……。文卿言:今日之会,令人愉快,可见中国日有进步,且现今表同情之报,如《云南》杂志、《复报》、《豫报》、《洞庭波》等,亦日益多,实为可贺。然回首一年前,学界萧条,寂然无声,无一人有唱为此等动作者。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出现后,虽无大结果,然继之以《民报》,鼓吹开发,遂有今日之现象。则溯其源,亦未始非《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影响也,天下事固不必自我收效力耳云云。余闻之,亦深有感。盖《民报》力固大,然未办之前,无一人赞成办报者。余于去年邀黄庆午等办报,皆不赞成,孙逸仙至东京,亦向余言,君等办报,可邀宫崎氏同办之,亦无办报之意。《民报》之发生,实由《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改名而来者也。回思余初至东京,唱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所共事者,仅田梓琴、李和卿、郭瑶皆、张步青等,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以陈星台(即陈天华)之热心,而亦畏避之。经几次之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诣,实不堪感慨系之矣。

(二)华兴会并入同盟会,一开始即有分歧,已如前述。黄兴作为华兴会灵魂人物,其主张为“形式上入孙逸仙会(即同盟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这决定了同盟会不可能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组织。不仅谈不上紧密团结,甚至可以说惨淡经营。宋在日记中写道:

(1906年6月12日)夜,康保忠、董修武来,与余商及(同盟)会事,言现今状态甚危,人才与财政尤为困难,欲邀集会中有常识者开一特别会议,研究善后方法,可办则办之,否则亦宜有以善其终云云。余赞成其说,并言余现在不欲任事之故。良久始出。

(1906年6月14日)接康兴甫(即康保忠)来信,约余今日下三时至新宿十二神社议事。……来者董修武、杨笃生、黄树中、孙少甫及余共六人。兴甫乃提议欲维持(同盟)会事,余言须先研究维持之方法及条件,否则所谓维持者亦无效也。诸人又讨论良久,乃决议以后有事须此数人商之,商定乃以孙少甫施行之,使外人仍不知,以此举须带秘密性质也。余见所议均无大影响之事,欲再发言,而食物已具,诸人均若讨议已毕无余事者然,遂就饮,余亦止焉。然余心始终恐此举仍归无益,但势亦惟听之而已。

(1907年2月28日)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关于同盟会此时状况,《日记》脚注中引《吴玉章回忆录》,对此亦有说明:

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因此表现消极……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创办报刊,还是在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这两件事都是备极艰难。但历史证明,这两件事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由此我也想到另一些故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谈到在日本办文艺杂志《新生》的计划,但是失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曾遭遇遂川失败,只剩下几十个人,仍然坚持下来了。马云曾谈到创业艰难,说一般初创企业挺到明天就能活下去,但绝大部分企业今天晚上就死了。

总结来说,任何事业,尤其初创时期,都极其艰难。能不能挺过这段艰苦时期,往往是成败的分野。革命家、创业者精神与意志的真伪,就在此时得到检验。不过最根本一条是,大方向必须找对,才可能获得成绩。奔向错的方向,即便经历再多艰难,也成功不了。因此做任何事,需先看清大势,才能谋得小局。

六、感情

《日记》写于宋22岁至25岁时期,此时宋十足还是个年轻人,感情自然也是丰富甚至敏感的。宋的感情大概有三类:一是壮志未酬之情。二是愧对家人之情。三是男女关系之情。皆在日记中有所体现。

(一)宋胸怀大志,变卖家中田产以求革命,然不旋踵而败,无奈逃往日本,隐忍待机,其心情可想。因此日记中多有借酒浇愁之举和哭泣自伤之语:

(1905年9月17日)……偕张步青及文卿往宫崎滔天君家。既至,坐良久,滔天出酒肴共啖之。余举杯连饮,少焉稍有醉意,乃放声唱湖南之新剧;滔天亦击节而歌,步青亦作鄂调,举座殆若狂。良久,滔天之夫人内田者亦出而举酒属客,余一饮而尽者数杯。又移时,余乃醉矣,呕吐满地,颓然横卧。迨至戌初,步青乃呼醒余,乃共辞归。

(1906年1月4日)……至熊岳卿寓,坐良久。岳卿置酒饮之。余寻醉,良久,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又良久,酒醒乃已。

(二)宋抛妻弃子、破家为国以图革命,旅日期间穷困窘迫,无资接济家中亟需,对家人时常抱愧。其日记中对此亦有记述:

(1906年9月26日)忽接得家信一封,中有五月、八月两信,石卿兄言家计困难,衣物具已当尽,又因饥荒预备积谷,将青苗田出售始了事。又言老母甚思念余,又甚望余之归家,又甚望余寄金回家或自己携回家,以纾家困云云。余视毕,更加忧愁丛生,安得振翼一飞,以归省吾老母耶!又安得一获多金寄家,以慰吾母之怀,以供吾母之甘旨耶!噫,余之处境真难堪矣!愁思良久,遂急就寝。

(1906年9月27日)下午,读杜诗,令我百感交集,至“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处,不觉使余忆及余壬寅岁在武昌作七夕诗,末有“遥忆故园小儿女,应随阿母望河桥”之句。噫,不胜今昔之感矣!

(1906年9月30日)早饭后,独自无聊,乃再翻前日家信阅之,拟作复书,……。遂提笔作上母亲书,未及数行,心中悲感交集,已泪下矣。乃忍耐写之,至下午三时,犹未写完,乃休息焉。夜间,一人冥坐,时窗间明月当空,因思家之情,偶吟得诗二句曰:“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欲续成而不果。

《日记》附录中有冯为蓥撰《宋教仁传》,其中对宋家人情况有所记述:

方教仁之走日本也,儿生才三岁,母万氏犹健。及归,儿长十二龄矣,不相识;母以贫故老;妻方氏亦憔悴。于是教仁相持泣,泣数行下。左右俱泣。儿侍侧。母摩教仁,泣谓曰:“汝幸得生回,毋去矣。”于是诸父老昆仲故人争为母寿,日饮酒道故旧,为笑乐月余,教仁以母命不复去。

(三)宋去日本时家中虽有妻室,并有幼子,但感情寂寞之余,在日本也交了两任女朋友,即永井德子和西村千代子,但日记中所记甚略。永井德子是宋到日本不久交的女朋友,后永井生病,两人分手。后来两人又在山上偶遇:

(1906年9月19日)晚餐后,出院后山上晚眺良久。将归时,忽遇见去岁余所识之永井德子。问其何来,则云游玩而来此者,且云将往米国去云云。余见其衣服容貌均与前较华美,想或已走坏路亦未可知也。

宋交女朋友一事,尤其是与西村千代子的交往,也招来友人李和生的批评,宋本人也时感愧疚矛盾。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宋的年龄,寄居外国寂寞苦闷的事实言之,宋交女朋友一事并非不可理解。且宋因内心矛盾,似也较为克制。与孙中山等人比,宋在男女之事上即便有可指摘之处,相较而言程度也较轻,似不必过分苛责。

除此以外,身在日本,宋也有入乡随俗、放浪形骸之举,且实与诸革命同志共为之。如:

(1907年2月25日)三时,至孙逸仙寓。四时,同逸仙、章枚叔(即章炳麟)、刘申叔(即刘师培)、鲁文卿、胡展堂(即胡汉民)等至赤坂三河屋。时内田偕宫崎、清藤、和田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又良久,歌舞并作,约三四出讫。诸人不觉皆醉,余亦带醉意矣。夜九时始罢,十时回。

七、身体

在日本期间,宋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大约是神经衰弱之类的疾病,除服药外还几次入院治疗、休养。1906年8月,宋“饮食减少、精神疲倦”,入东京病院治疗“神经病”,采用了“电气浴”疗法,可见较为严重。日记中有若干病痛中语:

(1906年10月5日)未及半夜忽醒,觉左腋甚痛,余不甚以为虑;良久,忽身体发抖,如疟疾然,而腋痛更甚。乃起呼看护妇告之,遂有医生来诊视,又良久,以药与余服之,始不发抖,而痛如故。未几,看护妇、医生皆去,吾目不能交睫。时万籁俱寂,惟一灯惨然立余前,窗外雨声时滴,余不觉万感交集。思及吾罹病于异国之不幸,又思及吾前岁在武昌病时亦举目无亲,较此更愁困数倍,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何如,又思及一身飘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者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心中轴辘上下,悲感不堪,一时泪下如雨,几致失声,约二时间乃稍已,则衾枕皆有湿痕矣。

(1906年10月8日)三时顷,惫甚矣,乃睡焉。更觉独自无聊,心中悲感又起,以为若我终身患此病,则我将来必为无用之人;若因此病而殀,则更不能尽力于祖国,平生所立之志皆成梦想。……想及此,涕泗横流,心如刀割。

(1906年10月24日)霖雨潇潇,令人愁闷。入夜,雨犹未止,愁闷愈甚。……不觉偶触余愁更甚,遂至泪下。

治疗期间也有趣事:

(1906年9月21日)看护妇长对余言:“君之病因得毋色欲亦占一分子乎?”余云:“否,余已二三年间未曾染此也。”彼曰:“然则色情思想亦当有之,此亦或能成病因。”余曰:“诚如所言也,人亦孰能免此哉!但能把持之耳。”彼曰:“与其勉强把持或成病因,则不如偶一为之,犹能使心内淡泊也。”余姑应之,然余思究竟果如所言耶,固尚未定之问题也。

八、诗词

宋是一中国传统读书人,这也体现在他对诗词的爱好上。阅览之余,亦有所作,时有佳者。特将其日记中所存自作诗词印象较深者(并非全部)辑录于此,以供观览。

午正,过螺山,舟中无聊,乃口占长歌一篇,其辞曰: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1904年11月10日)

(取《警世钟》一册)题数语于背,曰:

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1905年1月26日)

其一

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

其二

晚烟绿隐临江树,早稻黄催负郭田。

楼阁参差余落日,关河萧索咽寒蝉。

(1906年9月21日)

晚游与乐寺

他邦无复乐,老刹有何游?

霜叶丰林晚,钟声一寺秋。

残碑留汉隶,古屋置辽俘。

去国谁堪此?能无涕泪流!

(1906年9月28日)

孤枕虫声急,一窗秋月明。

(1906年9月29日)

思家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

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

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

有家归未得,期待灭匈奴。

(1906年10月1日)

他乡久流落,独夜更萧飕。

孤枕梧桐雨,残灯蟋蟀秋。

此生愁里过,故国梦中游。

天下滔滔是,孤怀何日酬。

(1906年10月6日)

将晓

更残犹不寐,起坐独彷徨。

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

客中忧病累,海外伤国亡。

谁继枕戈志,中原逐犬羊。

(1906年10月27日)

其一

霜林残柿剩两三,薄暮饥鸦争剥啄。

其二

夜静疏钟沉远寺,秋高孤雁渡寒云。

(1906年10月30日译日文诗《中和歌》)

另,宋少时毕业于漳江书院,期间曾撰两则联语,甚值注意:

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

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

九、身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宋教仁对创建民国特别是民国制度设计有筚路蓝缕之功。后宋参与创建国民党,并出任代理理事长,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1913年3月20日,正当国民党在民国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宋准备北上以党魁身份组阁时,忽于上海被刺杀。在医院救治时,宋留有遗嘱两则: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在上海沪宁铁路医院向于右任等所留遗嘱)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请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

宋公去世后,黄兴等尽力照顾宋的家庭。但黄兴三年后亦病逝,宋之家庭及后代颇为寥落。

宋教仁与方快姐结婚,生育有儿子宋振吕。宋振吕,1900年出生,宋教仁先生逝世的时候他才十来岁,宋教仁先生遇刺之后,孙中山和黄兴准备接宋教仁先生的家人来上海,由于宋教仁先生的老母亲年老体弱,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只得作罢。等到老夫人仙逝之后,宋振吕和母亲才得以移居上海。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安排之下,宋振吕东渡日本求学。学成之后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任干事,娶妻叶惠英。几年后又被派往欧洲和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但宋振吕回国没多久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6岁,留下了唯一的女儿宋奇璋。

宋振吕的遗孀叶惠英再次遭遇了与婆婆同样的命运,她带着9岁的女儿宋奇璋回到宋教仁的故乡桃源。抗战爆发后,有报纸报道说:“宋先生遗属寡媳一人在桃源转徙流离,孤苦伶仃。”

新中国成立后,叶惠英作为烈士遗属受到照顾,政府在长沙给她租了间房子,每月发她30元抚恤金。宋奇璋从桃源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并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吴建坤,生育了两子三女。

宋奇璋的子女生活条件都不太好。大儿子吴林1969年下放到耒阳市肥田乡,文革后在乡供销社当营业员,后来下岗靠种地为生。三个女儿返城后,一个接父亲班,在桃源县水电局,另外两个在桃源县瓷器厂,后来也都下岗了。

而次子宋克家,1995年从湖南省桃源县一家五金厂下岗后,拉了3年黄包车,每天起早贪黑,也就挣几十块钱。摩的兴起后,他又转开摩的。直到2009年实在干不动了,才把摩的卖掉,和妻子开了间杂货铺。铺子开在桃源县陬市镇上,楼下是十多平米的门面,卖床单、棉被、衣帽、鞋袜、童装,楼上是老两口和小女儿的住处。镇上人少,生意冷清,赚钱也是非常有限,日子过得也紧巴。

(谢流石:《宋教仁的子孙后代》,来源于网络:https://item.btime.com/m_918b0a4a96998b570 )

今年是宋公逝世105周年。百余年后,读毕《日记》,感慨系之。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以求革命,其目的在于谋中国之独立富强与自由民主,宋公乃其中的第一代杰出革命家。然革命之任甚重,一人之力甚薄,以一人之力而当革命之任,其艰难困苦固有不可胜言者也。通过《日记》,我们既看到了一个志存高远的革命者,又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历经艰苦的完整的人。

而《日记》的现实意义则在于,当我们今天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失意与痛苦,可以确信此种困难并非当下时代或一己之身所独有,而实为任何时代任何人所不能免之必修课程。这一课程虽永远不能毕业,却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目标。惟其如此,方可求个人价值之实现与社会总体之进步。

呜呼,宋公!公出身寒素,矢志革命,百折不回,辛亥有成,大功未竟,而以身殒,可谓善谋国不善谋身者也。后之君子,当有继公之志而起者乎!

谨以此文纪念宋教仁逝世105周年

注:所读《宋教仁日记》为中华书局2014年4月版。宋教仁曾两次流寓日本,后又待过一个时期。简洁起见,本文标题及文内所言“日本时期”均专指宋第一次也即《日记》中所记的这一段在日本时期。

(本文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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